第七，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
有此三个特征，使得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过程中充满挑战、易受伤害，须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确保应急志愿者能够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与政府职业应急救援队伍并肩前行的同盟军、生力军。三是完善应急志愿司法保障机制
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三个特征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是指在非常态下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在地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统一安排和指导开展的（以及自发开展的）应对化解各类危机的应急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招募是应急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起始环节，应从志愿服务的入口进行认真把关。他们是处于特殊疫情防控环境下的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身边的倾听者，是心理辅助对象在疫情防控期心理恢复过程中的知心者，是职业心理治理师（这支队伍也非常弱小）大量急需的专业帮手的助力者，也是心理辅助对象今后生活幸福指数及早得到保障的福音者。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党政机关、社会组织都予以关注，积极出台制度规范进行社会动员和指导帮助。总书记的上述三句话，言简意深且态度明确，对于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广大志愿者的特殊贡献和专业作用，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全社会高度关注、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应急志愿者、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有关法律问题指明了方向。
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当积极运用行政指导、专业辅导、示范引导等柔性方式，通过完善和运用软法和软法机制，增强对于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引导帮助力度。如果征收补偿的数额大于侵权赔偿的数额，[35]会激励政府通过侵权而不是征收来获取公民不动产。
侵权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可非难性，《侵权责任法》第1条将该法的目的表述为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兼具补偿和惩罚功能，尚且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征收补偿不对特殊主观价值计价就顺理成章了：征收不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可非难性，补偿的功能是限制而非惩罚征收。该标准最早出现在阿金斯诉提布朗市案中，如果一项管制令给某一宗财产施加负担，却并没有实质性促进正当的政府利益，就可以构成征收。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整合中的小地勒索现象，即小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征收中往往具有独特的垄断地位，并可以据此获得超额溢价。[41]Rudolph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Teil.1, 5. Aufl.,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und Hartel, 1878, S.7.转引自注[40]，张翔文，第104页。
有美国学者经过建模分析，认为征收对财产权人幸福的平均损害程度是财产价值的25%。这时，最小土地的所有者就有索取高额溢价，从而左右开发进程的力量。
但单单对卖家有价值，对买家没有价值的元素，买家也不会买单，交易一定是重叠共识结果。[44]除开那些内心愿意将财产出售给政府，仅仅将抵抗作为漫天要价策略的财产权人外，被征收人的确遭遇了精神上的痛苦——尽管我们不能将这些痛苦理解为征收法上应该补偿的损失，《土地管理法》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均要求在确定征收以前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45]就暗含了立法者对征收可能遭遇抵抗的风险预期。[31]如果给财产权人的不正当情感计价，宪法规定的种族平等就无法在价值体系上自洽。2019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其中的确需二字就意味着，征收是一种无法选择其他手段时选择的手段，可以理解为中国法上的征收也要遵守比例原则。
政府将财产征收后转让给另一个私人，[20]对财产权人的自主价值伤害更甚——仅仅因为另一个私人能更高效地利用这宗财产，就能剥夺财产权人对财产的支配权？政府将征收理由解释为改造贫民窟，[21]也会暴击财产权人的自主价值——财产权人长期生活的社区被污名化，政府要替财产权人选择更高尚的社区生活，难道财产权人连选择宜居之地的能力都没有？政府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审美偏好来强求财产权人？公平市场价值以自愿交易为虚拟场景，没有货币化因强制给财产权人强加的不适，以公平市场价值为标准确定的补偿价格也不可能内化这部分成本。公正补偿中的公正有两个面向：对财产权人公正，对公众也公正。Shai Stern, Just Remedies, Rutgers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68, No.2(2016), pp.719-761.该文描述了公正补偿与公平市场价值的紧张关系。[28] See Wolfgang Eckart, On the Land Assembly Proble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18, No.3(1985), p.372. [29] See Lloyd Cohen, Holdouts and Free Rid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0, No.2(1991), pp.351-362. [30]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
[15]但仔细分析，公平市场价值标准的核心在于自愿，如果买家将卖家的主观价值归零，卖家不可能自愿出售自己的财产，交易也不可能达成。中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而且，补偿的价格有时间维度，不同的时点，被征收财产的价格可能不同，而纳税价格却要求相对稳定，不能以一个时点确定的纳税价格作为另一个时点的补偿价格。物权法定中的法只能是实证法，不是自然法。
[27]假如一个政府开发项目对相邻土地的需求不可分化，而这些土地又分属不同的所有者，政府要么全部购买这些分散的土地，要么全部放弃。世界上没有两宗完全相同的土地，这就给不动产价值的确定雪上加霜。求解这一难题的可能方法是在征收程序启动后，要求财产权人申报价格，并以此作为补偿价格。三、不补偿未客观化主观价值的合宪性 以公平市场价值作为补偿价格，不补偿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特殊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是否违反宪法上的补偿要求，让补偿沦为部分不补偿？是否合宪？补偿的目的是让财产权人过得像财产未被征收时一样好，[36]如果不补偿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特殊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财产权人不可能过得像财产未被征收时一样好，如何消解补偿目的和补偿标准之间的逻辑紧张？合宪性如何证成？ （一）公正补偿中公正的双面向 公正补偿中的公正是双向的概念，对财产权人公正，也对公众公正。自治价值能计价吗？用金钱换取财产权人在财产问题上的自主，这不是将人类基本价值商品化吗？会不会破坏人的尊严？我们一定要以破坏人类尊严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类尊严的尊重？而且，按照被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加成补偿意味着：被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越高，补偿的主观损失就越大。[22]See Frank I. Michelman, Property, Utility, and Fairness: Comments on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Just Compensation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80, No.6(1967), p.1196. [23]同注[8]， p.619. [24]《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8条。
尽管宪法主要调整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但宪法价值是公民生活的指引，甚至肩负了某些道德使命。[12]不动产的市场价值很难确定，但征收补偿却要以此作为标准。
第二种情形的典型例证是财产权人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成某种小众宗教的祭拜场所，并据此认为自己的房屋价值高于周边其他同类房屋的价值，这意味着财产权人为自己的宗教情感赋予价值，普通买家没有这种宗教情感，不可能为此买单，该财产权人的宗教情感价值无法进入计价体系。当然，规定补偿不低于公平市场价值不意味着补偿就可以明显高于公平市场价值，政府也应该用尽量少的成本实现公共利益，《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8]公共事业的承办者与财产权人达不成协议时，为鼓励公共事业起业者与土地所有权人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征收取得公共事业所需土地，日本《土地收用法》第15条之2至第15条之6还规定了斡旋程序：公共事业的起业者与土地所有权人无法达成协议时，任意一方当事人还可以请求土地征收相关部门斡旋，促成双方协议。补偿如果超出普通人理解的公正限度，会颠覆公众对公正补偿的法感，[32]对征收秩序构成威胁。
财产权人超出平均主观价值的主观价值可以透过其他概念进入到征收补偿款，与德国法、日本法异曲同工。人们自然会追问：富人就一定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价值？也许有人说，根据金钱效益边界递减原则，更多的钱才能补偿富人的主观价值损失，但损害赔偿的一般法则从来不支持这种说法。[44]参见王玥、卢新海：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的公平感知对征收补偿意愿的影响，《中国土地科学》2013年第9期，第12页。如果政府不按此补偿，小土地所有者就采取各种办法延迟搬迁，强迫政府就范。
某幽闭恐惧症患者将房屋的隔音设施全部破坏，并斥资建造大量放大室外噪音并引入室内的设备，这意味着财产权人为自己房屋的特殊适用性赋予价值，普通买家没有幽闭恐惧症，认为这种改造反而降低了房屋价值，该房屋的特殊适用性无法进入计价体系。[2]一个自愿的买家支付给一个自愿的卖家的价格，[3]这是公平市场价值定义的通说。
[48] 当然，这种加成补偿的正当性存疑。在稀薄市场中，由于交易罕见，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不易确定，如不动产的价值。
[5] Conistion Corp v. Village of Hoffman Estates, 844 F.2d 461(7th Cir.1988), at 464. [6]参见卿志琼：禀赋效应、财政幻觉与公共政策——拆迁中情绪事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31页。征收是行政行为，强调单方性，其合法性不以财产权人同意为前提。
财产权人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当然不在补偿之列。[28]当土地所有人发现政府的开发项目价值远高于土地现有用途的价值时，更有夸大土地对自己主观价值的激励。[11]如何消解主观与客观的紧张？禀赋要计价吗？征收法上要补偿主观价值吗？如果不补偿，理由是什么？如果要补偿，如何操作？这都是征收法上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33]参见[德] U.马格努斯主编：《侵权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52] 《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项规定了正当补偿，将正当补偿标准理解为被征收财产客观的市场价值是日本法律界的主流学说，[53]客观的市场价值不包含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主观价值。因为征收事实上会给财产权人造成损失，而且其中部分财产权人的部分主观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补偿，才需要通过比例原则限制国家征收权的行使。
[13]确立公平市场价值标准的目的在于用看不见的手确定补偿价格，但那只手明明就在，我们只是视而不见。虚拟出这种类似真空的市场后，再虚拟出财产的最高最佳用途，通过某种方法推算出被征收财产在被征收时的价值。
补偿针对人还是针对物？如果针对人，同一宗财产，不同的人会赋予其不同的价值。风险与机遇并存，从而激励财产权人纳税申报时报出真实的主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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